柳治徽在《中国文化史》中将“中古”界定为“自东汉以迄明季”，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我大致媒成这个分期。其实，还可以延长到清中期。理由一是此时《*帝内经》《神衣本章经》《寒染病论》等中医经典已基本完成。其后不过是对医学经典的阐释、增补，发挥，在理论上没有新的超越或突破。二是明季以后虽然西方医学的传人开始改变中国医学的架构，但是西方医学不再如同佛教医学和回回医学那样，逐渐融入中医体系，而是作为一种新的医学体系与中医形成双峰并立之势。所以，从医学史上看，中国医学经历了更长的中古时期。
与欧洲中世纪相比，中国这一时期的医学稳步发展。人们系统整理前人的经验，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临床治疗各科得到迅速发展。如晋朝王权和参考了张仲景论脉要点及《内经》《难经》等经论要旨，结合自己经验，编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论脉专著《脉经》。该书首次对中医脉学从理论到临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使脉学理论与方法统一化、系统化、规范化，从而成为传统医学中独特的诊断方法。
晋朝皇甫谧根据《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的内容编纂成《针灸甲乙经》，成为中医学第一部总结针灸学的著作。该书总结了公元了世纪以前的针灸学知识，统一了针灸穴位，讨论了针灸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成为后世针灸学著作的蓝本，被奉为中医针灸学之祖。隋朝人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是一部总结病因、病理、症候的医学基础理论巨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症候理论的专著。全书50卷，67门，收载症候种，分别论述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种疾病的病因和症候。在病因学方面，《诸病源候论》突破了前人笼统的三说法，指出一些传染病是内外界的有害物质（乖戾之气）所致，绦虫病（寸白虫病）是因吃了不熟的肉类和生鱼所致，非指出疥虫是疥疮的病原体。《诸病源候论》对后世医学雕响很大唐以后的许生医学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引用了此书内容，到了宋代还被指定为医学生的必修书籍。
在临床治疗上，有葛洪（21-41）的《肘后备急方》。书中许多记载都颇有价值，如对天花病症和沙虱病的描述均为世界最早，提出了“以*攻*”的治疗原则，用狂大脑贴伤口治疗大病，用青墙汁治疗疟疾等。
孙思游（-）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有关临床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名为方书，实际上包括诊断针灸、食疗、预防、卫生等多方面内容。《千金要方》全书0卷，22门，收集医方五千三百多首上至汉晋诸家，下至民间验方，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此外其中还有《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等篇目，强调道德的修养和践行对于医生的重要意义。王焘（约—）的《外合秘要》是又一部大型综合性医学著作。该书主要是整理东汉至唐方书而成，所选书籍均详细注明书名卷次，一些佚失的书可在此书中觅得踪影，仅就史料而言便极有价值。蔺道人（约—）的《理伤续断方》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著。唐代医学家昝殷股著《经效产金》是我国现存馆第一部妇产科专著，书中所载“四物散”方通用于妇科，历千余年检验效果良好，成为妇科“圣药”。出现于唐朝的《颅囟经》是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
在药物学上，陶弘景（--56）的《神农本草经集注》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第二次对药物知识的综合整理。除对有关药物炮制、度量衡、剂型等进行考证、修订外，他的主要贡献是确定了药物的新的分类原则，即打破药物三品分类法，按药物的自然属性，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部分类。
雷教（约生活于公元5、6世纪间）在总结前人炮炙经验的基础上编著的《雷公炮炙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制药学专著。该书论述各种药物炮制方法，如蒸、煮、炒、炙、煨、煅等对后世中药修制炮炎影响很大。此外，唐代医学家崔知悌（约-）创用*连丸，控制了洛阳*营的腹污病流行。现已证明，*连对啊疾杆菌有着较好的杀菌作用，*连素至今仍是人们治疗菌痢的药物之一。
几乎与西方医学实现建制化同时，中国的宋代也加强了医事管理，设立了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御药院等机构，分别管理医学教育、各级医官和宫廷药物。宋代医官官衔为大夫、郎中等多种，后世北方和南方分别泛称医生为大夫、郎中盖源于此。
熙宗九年()，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医学相关的是设立了“卖药所”，专向百姓出售药品。朝廷设立的官药局，对控制药品质量起到了一定作用。疾病流行期间，也向民众免费供应药物。药局还编纂和刊行常用方书，对推广成药、普及医药知识发挥了作用。不过，后来随着朝廷官员的腐败，官药局也逐渐改变了性质，官商勾结，营私舞弊，药品质量低劣，使得原来的福利机构变成官吏贪污、投机发财的地方，“惠民局”成了“惠官局”，“和剂局”成了“和吏局”。
宋代由于活版印刷术的发明和造纸技术的改进，改变了医学书籍靠手抄本流传的局面。公元年，北宋朝廷责令晁宗悫王举正等人对征集来的医方、医书进行校订和整理。公元年，又设立“校正医书局”，调集了一大批医学家来校正医书，如掌禹锡、林亿、高保衡等人。
在众多名家的共同努力下，校正医书局完成了《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台秘要》等最富有代表性的医学巨著的系统校正和印行。直到今天，学习、研究中医，都还是基于这些医书。朝廷还令王怀隐等编撰《太平圣惠方》，历经十年，于公元年成书，全书卷，分1门，录方首，内容颇为丰富。此外，还有《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大型方书，与《太平圣惠方》性质相似，规模更大。
朱元时期，医家中产生子“古方新病不相能”的观点，活跃了当时的学术空气，改变了“泥古不化”的学术状况，丰富了中国医学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创新的精神，因此出现了历史上所说的“金元四家”的学术争鸣，它标志着我国医学学术思想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金元时期医学的另一项突出成就是宋慈编撰的《洗冤集录》()，该书较全面地记载了尸体检验、现场检验、死伤原因的鉴定，列举了用以自杀或他杀的药物，以及急救、解*等方法，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因内容丰富切合实际，自1世纪问世后一直沿用到近代，并被译成朝、日英、法、德、俄、荷兰等多国文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水平，对世界法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针灸铜人模型的制造也是宋代医学的一项成果。宋仁宗天圣初年（)诏令翰林医学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次针灸法，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经过五年的努力，王惟设计铸造出针灸铜人模型两具，将经络腧穴刻画其上，名为“针灸腧穴铜人”，并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此铜人模型成为我国针灸教学最早的教学模型。据记载，考试针灸科学生时，体表涂蜡，使穴位、经络被覆盖，诸孔穴也被*蜡堵塞，再向体腔内注入水银，今被试者针刺：若取穴有误，则针不能人；若取穴正确，则针从孔穴刺入体腔内，拔针后水银即可从孔六处流出。宋金交战，宋败讲和时，金要求索取铜人一具，可见铜人在当时已非常珍贵了。
在临床各科的进展方面，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14)是现存记述骨科最详细的著作。妇产科在宋代已发展成独立的专科，出现了一批妇产科专书，代表著作有杨子建的《十产论》（）和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小儿科有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书中强调小儿的生理和病理特点，总结出以五脏为纲的儿科辨证方法，创制了不少新方，如升麻葛根汤、导赤散、污白散、异功散等，都是后世医家常用方剂；书中还记载了天花、麻珍、水痘的鉴别方法。
明代是我国药物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关著作不下百余种，特别是《本草纲目》（）的出现，成为中国药学史上的里程碑，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湖北蕲春县（明代属蕲州）人，家中三代为医，因三次乡试来中而弃科考从医。曾等管“良医所”，后来医院任职，一年后托病辞归，4岁开始着手《本草纲目》的编撰工作。他除了精心收集散见在大量古籍中的有关药物各种知识的记载之外，还亲自种药、尝药，到深山旷野采药、考察，并向有实践经验的人请教，经过近三十年的多努力，“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于年完稿，年正式出版。
《本草纲目》是一本杰出的药物学和博物学著作，共记载药物种，有74种为李时珍新增，药图一千余幅，载方首。《本草纲目》引用明代以前的古籍将近千种，汇集了古代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大大超越了历史上各种本草著作对药物研究的范围，因此被国内外学者看作一部“博物学”著作。《本草纲目》在中国出版后的第二年即传到了日本，后迅速被译成各种文字。达尔文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引用了书中的－一些资料；林奈(CarlvonLinne,—)在发表《植物分类》之前，曾请人到不列颠博物馆查阅《本草纲目》的有关内容。《本草纲目》之后，影响较大的药物学著作有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昊其设的《植物名实图考》（）等。
中医古代没有内科之名，内科有时称作“大方脉”，内科疾病称为“杂病”。古代医家大多数是“全科医生”，以内科为主，兼顾其他各科。医书也多为综合性，这是古代中医的学科特点。明清大型综合性医书很多，流传最广、对临床医生影响最大的有《景岳全书》()、《张氏医通》()和《医宗金鉴》()。
《景岳全书》的作者为张介宾（约--），字景岳。该书全面论述了基础理论、辨证要领、诊断方法，并针对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自创了大量补阳、补阴、补气、补血得新方。后世把张景岳看作温补派医家的代表。补法在中医治病中用得最多，对于久病体虚之人，辩证得当，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但是，中医讲分“扶正祛邪”，一味用补，则可能导致邪留不去，清代医家徐大精对过分强调补法提出过批评。
《医宗金鉴》90卷，由吴谦等撰于乾隆四年至七年(-)，为朝廷组织编修的大型医学全书。该书特点之一是以歌共形式介绍了杂病、妇科、儿科、外科、眼科、针灸符各科的辨病辨症方法，每个病症介绍一至二首效方，以便熟记。此书以临床实用为宗旨，选材精当，内容丰富，通俗易记，流传甚广。
中医经典里虽有人体解剖结构的描述，但并没有成为中医认识疾病的基础和出发点，历代医书中涉及的人体解剂既不全面，又不精准。北宋时期，官方曾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人体解剖，并且根据解剖所见绘制了《欧希范五藏图》《存真图》，但与医学理论和实践关系不大。首先试图纠正古人在人体解剖方面错误的，是清代医生王清任(--)。他在《医林改错》中指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通过自己的观察绘制了1幅解剖图，以改正前人之错。他所描述的人体器官的形态与毗邻关系，大体正确。由于作者毕竟只是观察尸体而未进行解剖，因此，也有一些错误，如认为：心不主血，而主气，肝不藏血，“血府”在胸腔，等等。不过，王清任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以解剖所见为基础，来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医家，这种新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代疫病流行远远超过以前各个时期。据统计，明代二百七十七年历史中，有疫病流行的年份达一百一十八年，发生疫病一百八十多次。明代早中期疫病流行的范围，尚局限于一州一府，嘉靖、万历之后往往波及数省，危害严重。在这种情形下，医家深感伤寒古法不合今病，需要突破前人的局限，提出新的理论。在与疫病较量的实践中，瘟病学派逐渐形成，成为解释和医治各种疫病的新学说。主要代表著作是吴有性撰写的《瘟疫论》()。吴有性指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又称杂气、戾气，“气即是物”，疫病的传播途径不是由表人里，而是从呼吸道或消化道进入人体，“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人”。《瘟疫论》突破了前人的局限，提出了新的观点，奠定了瘟病学说的基础。
吴有性的观点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医学家伏拉卡斯托罗(G.Fracastoro，-)关于传染病的微粒学说()异曲同工，欧洲医学家后来通过显微镜观察到了那些传染疾病的小微粒，而吴有性的后继者们却回到了以辨症论治为基础的解释模型上。尽管医家们承认“瘟病不得混称伤寒”，使得瘟病最终从伤寒中脱离出来，创建了瘟病“卫气营血”与“三焦”的辨症体系，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方法在明代隆庆年同流传开来，被称为“种花者”的医生，多集中在宁国府（今安徽省*山市）一带。后经清康熙帝的提倡和推广，人痘接种术很快在全国传播，清初医学名著《张氏医通》、乾隆年间的医宗金鉴，都详细介绍了各种种痘的方法。中国的人痘接种，不久就传到俄、日等国。
年，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夫人蒙塔古（M.W.Montagu）将人痘接种术带回英国。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Jenner，--)改用牛痘接种替代人痘接种获得成功。经过近两百年的努力，人类终于通过预防接种的方法，消灭了在历史上曾经危害甚烈的急性传染病－天花，免疫接种的方法也为人类对付其他严重的传染病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关于人痘接种术的西传及牛痘接种法的东渐。
参考教材《医学史十五讲》(第二版）-张大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