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研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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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文/何帆
今天推送的文章和昨天的文章有些联系，介绍的是瘟疫与人类历史的关系。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过去一直被严重低估。我对传染病感兴趣还是在SARS的时候，之后了解得越多，越是感到惊叹。
人有病
起初，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传染病。后来，人多了，也就渐渐有了疾病，一传十，十传百，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有病了。
当人类还是猿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曾经栖息在树上。从考古挖掘发现的猿人牙齿来看，我们的祖先是杂食动物，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与鸟兽同伍，消费着各种各样的食物，也接触了五花八门的寄生物。这些寄生物会慢慢消耗他们的体力和耐力，但很少出现大规模的传染病。后来，大约在万年前，气候的变化迫使猿人从森林来到草原，他们在摸索中学会了使用木制和石制的武器，语言沟通的能力也飞速发展，成了最早的猎人。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发现，这些狩猎部落的人们寿命尽管不长，和后来的农民相比，身体却更健康。和农民相比，游牧部落每天劳作的时间更短，食物种类更丰富、营养结构更加合理。
原始狩猎部落的打猎技术进步速度太迅速了，很快，他们就把能猎杀的大型猎物捕杀殆尽。在生存的压力之下，生活在欧亚地区的原始人最早学会了农耕技术。他们从逐水草而居的游民变成了定居的农民。和狩猎生活相比，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劣、艰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得的仅是果腹而已。
也正是从进入农耕生活开始，传染病出现了。当人们在村庄定居下来之后，经年累月地使用同一水源，粪便在人们的定居点周围不断积累，人们与病菌的接触几率大大提高。在相对温暖的地方出现了灌溉农业，众多的寄生物在温暖、浅缓的水田中更容易生存，血吸虫病、疟疾等趁机肆虐。人们又学会了驯养家畜家禽，结果，动物的疾病传染给了人类。比如，麻疹可能与牛痘或犬瘟热有关，天花来源于牛痘，流感则是猪传染给人类的。很多传染病的出现，需要人口达到足够的规模，细菌和病*才能在足够大的群体内找到易感染的宿主。麻疹需要至少有名易感染者，因此只能在人口规模超过50万的城市中爆发。
于是，在城市和农村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存在着互相排斥又要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果病原体很快杀死其宿主，自己也难以生存。人类感染了疾病之后，会逐渐产生抗体，抑制病原体的破坏力。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折腾，最后双方会精疲力尽，磨合出一种相安无事的共存模式。
如果人类一直生活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小部落里，也不会有大规模的传染病。传染病会慢慢变成司空见惯的常见病。到公元纪年的时候，人类社会大体出现了四个文明圈，每个文明圈有自己独特的疾病。这四个文明圈分别是中国、印度、中东和地中海。这四个文明圈在地理上相互隔离，尽管经常会有交流和往来，不时也会把一家的疾病带给另外一家，但经过不断的调适，到公元九世纪左右已经发展成相对稳定的模式。该得的病大家都得过了，大规模的瘟疫之火渐渐熄灭。
但人是闲不住的，战争、贸易，是最好的传播疾病的渠道。不同人群间的第一次接触，往往会像两列火车迎面相撞。在一个地方司空见惯的风土病，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成了令人心惊胆战的瘟疫。
13世纪之后，突然从中亚大草原杀出一支蒙古铁骑，把鼠疫带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欧洲已经有多年没有遇到过鼠疫了，这是一场天外飞来的横祸。－年，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黑死病几乎传遍欧洲，有1/3以上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猝然降临的灾难。从14-17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长达多年。黑死病改变了欧洲的历史。
瘟疫过后，十室九空，很多土地空闲出来。农奴趁机挣脱了封建地主的束缚，成为自由劳动者。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地租下降、实际工资提高。在农民和地主的博弈中，地主的讨价还价能力逐渐受到削弱，这才给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和欧洲人相比，美洲土著的命运更悲惨。戴蒙德（Jared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谈到，正是病菌而非枪炮帮助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由于缺乏畜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年天花流行，-年爆发麻疹，年斑疹伤寒、-年流感。
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如果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欧洲人正是在天花的帮助下，开始了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强迫劳工开发矿山、在大种植园种甘蔗和棉花。如果没有传染病导致的大量人口快速下降和相关的社会崩溃，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进程将会缓慢得多。相反，欧洲人对亚洲和非洲没有大的疾病上优势，因此欧洲对它们只能采取贸易的关系，比如东印度公司以及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他们必须依靠与当地统治者的合作。
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甚至比革命、战争和暴动都来得猛烈。战争的胜负，有时候并非在战场上。修昔底德就曾经讲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关键时刻，雅典爆发了瘟疫，夺走了雅典陆*大约四分之一的兵力。从中国历史也能看得出来，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比如中国历史上瘟疫集中爆发的两个时期，即东汉末年和明末清初，均为战乱和社会动荡的时期。传染病也影响到宗教。在大规模的瘟疫过后，原来的社会组织和思想信仰都会出现动摇，新的宗教趁虚而入。
基督教最早在罗马帝国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瘟疫之赐。瘟疫过后，目睹亲人和朋友染病死去，人们会自然而然的追问，我们之所以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在瘟疫爆发的时候，基督徒不顾自身安危地照顾病人，甚至在为死者准备一场体面的葬礼的时候，毫不保留的拿出自己的一切物品。由于基督徒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照顾，基督徒在瘟疫中的生存率最高，这无形中提高了基督徒的威信，那些受到基督徒照顾生存下来的异教徒更容易加入基督教，因为他们原来的亲人已经死去，原有的社会网络对他们的束缚减弱。
14世纪黑死病卷土重来，在欧洲引起了成群的自我鞭笞者、反犹太运动，以及对教会权威的怀疑。这为后来马丁·路德的新教运动培养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传染病面前，人仍然只是一根脆弱的苇杆。正如威廉姆·麦可尼(WilliamMcNeill)在《瘟疫与人》中警告的：“才智、知识和组织都无法改变人们在面对寄生性生物入侵时的脆弱无助，自从人类出现，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
作者注：本文主要取材于威廉·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中译本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麦克尼尔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其它著作还有《西方的崛起》(TheRiseoftheWest)、《权力的追求》（ThePursuitofPower）等。我还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SARS到来的时候，北京城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麦克尼尔的这本书对后来的学者影响甚大。戴蒙德（JaredDiamond）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几乎可以称为是对麦克尼尔的致敬之作。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DoranAcemogluandJamesA.Robinson）的《国家的兴衰》也谈到传染病对经济增长和制度演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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