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益昉
疫情肆虐，除了鼓劲加油，以史为鉴也是一味百年不变的苦口良药。当下的医学院人才建设工程，必须加强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一体化建制。针对人群中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与面向一对一的临床个案处理，战略与战术完全不同。前者有关国家命运，后者涉及家庭安危，中国年前就有范式可循。鼠年伊始疫情骤起，公共卫生这个冷僻的话题突然变成热点。年东北鼠疫终结者伍连德博士，不仅成为传奇故事中的英雄人物，还被媒体视作中国公共卫生起源。这实在经不起推敲，但也不足为奇。在笔者读大学期间，卫生学课程总论强调的是血吸虫病患者如何枯木逢春。前推至民国阶段，也不过简介几句颜福庆校长设置吴淞卫生防疫机构诸事，而曾任袁世凯御医的伍连德，或者作为抗日老兵的林可胜将*如何培训*医战地救伤防疫的伟业，以及许多早期公共卫生学术史的细节，在教科书中则几乎很少提及。年，笔者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发放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天，班主任神秘兮兮告诫笔者，大门对了，小门错了。因为被录取的是卫生系，而非所愿的医疗系或药学系，考生、老师和家长对此闻所未闻。入学后，同学们相互打听，被统一分配进公共卫生专业的人还真不少。上海本地生的考分，比医学和药学专业的平均分高，公共卫生学不仅要背诵海量的医学名词概念，还要有更强的数学演绎与逻辑推理能力。开学典礼上，我国公共卫生学先驱苏德隆教授，深情讲述了上医卫生专业在全国的翘楚地位以及学科重要性，但大师的话我们根本不走心，许多学生都想开小差。殊不知，最后笔者不仅修完五年本科，还留在卫生系直接读完了研究生。究其原因，是卫生专业不仅提供内外妇儿全部临床课程，还富含社会医学等宏观理论特色，恰好满足思想日趋成熟的年轻人的大脑。人到中年，早年积累的公共卫生学童子功，意外助笔者打通医学史与医学思想的探索路径，替笔者掀开观察西医东渐与现代化启蒙关系的学术视角。最早的医学院卫生学课程史料显示，中国公共卫生专业的建制化起点，如果从最早的卫生学课程安排算起，可追溯到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广州博济医学堂（广州中山医学院前身）。前者在大四开设卫生学（hygiene），由文恒理（H.W.Boone）校长每周主讲一小时；后者安排在大五年级，每周三上午11：00—12：00，由奥拓博士（Dr.Oldt）主讲卫生与消*（hygieneandsanitation）。同时设置的科目包括解剖、生理、化学、内科学、外科学、眼科学、妇产科学、神经科学、治疗学、西药学以及理论和操作学，均为医学专业的必修课程。
比医学教育更早的防疫实践
此前一个世纪，即年和年，华夏岭南地区广为流传的两个医学事件，分别是发生在广州十三行“自贸区”的牛痘接种与眼疾诊治，其形式与本质相当接近现代医学领域中的卫生防疫实践。五口通商之后，清廷海关医务处代理进出口卫生检疫角色。我国首位医学博士*宽（—，英译WongF.或WongFun，字绰卿），参与见证了包括预防鼠疫在内的传染病预防事宜。遗憾的是，国内积累了年之久的医学传教原版史料现已散失殆尽，现今的医学史从业人员，即使获得境外流入的少量影印资料，但由于把握盎格鲁—撒克逊经典英语和医学基础知识的综合能力不足，有关研究多仅仅流于表面的情节叙述，而无力深度揭示其内在的医学思想。《清国海关医务官员10年报告汇总（—）》中有关*宽博士的记载19世纪初，英国医生詹纳（E.Jenner）发明牛痘疫苗后，嗅觉灵敏的广州商号立即注意到该产品与技术优于宋代开始流行的人痘接种。从汉代起，华夏受困于恶性天花的记载不断，人痘接种的疗效一直不佳。此刻，传统医学群体之外的十三行商人，在巨商伍秉鉴带动下，意外开启的消灭天花社会攻关模式具有公共性质，承担的社会动员能力实质上担当起了改变中国历史的社会责任[1]。由商业公行出资设立的痘局聘请澳门医生皮尔逊（A.Pearson），来培训专业人员掌握牛痘来源、痘种保存和接种技巧等一系列涉及微生物学的技术与理论。在接种、留种过程中，还要消除本地民众中所谓“大伤元气”等文化习俗的干扰，同时遵守商业规范，在没有冷链运输知识和技术的条件下，解决疫苗从遥远的西半球，历经上百天的海上商贸后，还能保证高效活性的问题。痘师们发现，选择疱疹硕大的接种对象，截流并保存其牛痘脓浆，可作为接种其他个体的疫苗。年，邱熺（浩川）（西方人称他为A.Hequa或Dr.Longhead）编撰的《引痘略》归纳出来实用的疫苗留种、扩增与保存方案，其程序细节接近免疫学和细胞学的先驱性工作。书中展示的基础研究和防疫实践，影响力大大超越当下的SCI科技论文，史称所谓“邱氏世业”，它融合了传统商业伦理、转化了西方新技术，构建了社会共享的卫生防病雏形。被视为传染病预防经典著作的《引痘略》年11月4日，伯驾（PeterParker，—）在十三行猪巷（HOGLANE）3号，即新豆栏7号丰泰行（Fung-taeHong，San-taulanstreet）设立医局，其首日的工作志记载：“一共来了四个求诊者。一位双眼全瞎的女性，另一位双眼视力几乎丧失，但不忍告诉患者，恢复视力渺茫，几乎没有治愈可能，声称竭尽努力。还有一位25岁的慢性红眼炎症，一位双眼翼状胬肉，伴右侧上眼睑内翻患者。”[2]仅一年时间，伯驾诊治患者数千。作为首位以医生名义来华的宗教传播者，这样的成果有效地扩大了其影响力。传教医生雇用短平快的眼科技术充任宗教侍女，一举敲开华夏大门。年，英国外科医生雒魏林（W.Lockhart）在上海老城厢打出的诊所广告，也从眼疾治疗入手，最后发展医院。眼科作为传教法宝，被后来者屡试不爽。据美国国立研究院（NIH）的医学史研究报告揭示[3]，传教士抓住晚清流行传染性眼疾的时机，从培训本土眼科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