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23日《申报》·《医论》
在大家阅读这篇《医论》正文前，必须提醒一下，一定要看到更全面的背景，才会有更深入的思考。
时间和社会背景：
这篇文章是相对较早地讨论中医西医的一篇，年，此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十几年之后，正值洋务运动兴起、西风东渐的时期。
日本废止汉方
同一时期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日本已经在引进西医、逐渐废除汉方，年，也就是这篇文章发布的两年之后，日本实行《医制》，逐渐取缔汉方医教育、推行西洋七科医学考试方案，不合格者不得执业。
当时的东西方文明交流其实有两条主要的路线：欧美-中国，欧美-日本-中国。其中西洋-东洋-中国这条文明交流的路线在中医西医问题上的影响不小，日本废止汉方对中国医学领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时人心态
同时需要看到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真正面目，在这个时候文明交流并不像今天这样温文尔雅（实际上即使是今天也是暗流涌动，只是国家的富强，让我们有了真正的底气和自信，可以笑着去看到今天的文明交流），晚清时期，那时西方文明是借助枪炮实行的暴力，实行得一种文明碾压。
如果身处这样一个时代，经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蹂躏，西方文明以肌肉强壮的形象，向羸弱病衰的中华文明碾压过来，满清政府已经无力抵抗，从天朝上国一下子变成了谁都可以欺负的弱国，华夏国土上的人们，那时是没有底气和自信的。
报纸和作者背景：
年在上海创立的《申报》，它的投资者、创立者是英国商人，最初的目的就是英商为了盈利，当然这个平台天然也代表了英国的某些立场，或者说价值观倾向，同时，《申报》在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的方面，贡献是巨大的。
在《申报》创立之初，它宣传了很多西方近代的科技产物，热气球、自来水、汽车、轮船、枪炮、地球……都有很多文章介绍，包括《医论》中提到的牛痘。
虽然《申报》的老板是英国人，但是主笔的却是中国人，从很多早期《申报》文章去看，主笔的国人其实对很多当时西方科技产物有所了解，甚至可以说，比当时99.9的中国人都要了解，但他们本身并非专业领域的科学家，视角更多的是媒体人的视角。
看文章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来看，目前有几个视角：
在年的中国人视野中：
满清守旧官僚文人对这样的文章无疑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还做着天朝上国满清万万年的旧梦。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对这类文章有些是持欢迎态度的，不过他们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医学领域，而是洋枪大炮和蒸汽铁船，从这一时期附近花费大笔银子建的军械所、船政局、制造局就能知道。
接触并认可了西方文明的人群，有些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有些则是借洋为己牟利者，前者无疑对一切西方的文明都有兴趣，认可程度更高。
在现在看来：
当时《申报》上写文章的主笔，其实有点像“公知”，因为他们在文中一直在说西方如何如何好，我们却是如何如何落后，总之，一切向西方学习就对了。虽然不完全是这样，但这种倾向在当时的《申报》中实际上是很明显的。
不过不能简单地用现在这种贬义意味的“公知”去定义他们，他们只是夹在文明碾压的磨盘中寻找出路的一群媒体人，或者说，是一个悲惨世界的目睹者、经历者、探索者。
具体到不同文章的内容，以现在的标准去看，会发现有太多疏漏、偏差甚至是谬误，建议结合历史背景辩证着去看待。
正文如下：
《医论》
今夫治疾之法，至于西医，可谓详且备矣，其于人之一身，内心肝五脏，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阴阳等窍，无不详辨其形，细察其隐，以观其受病之处，以究其得病之原。
较之中国医书之所载，与夫中国医士之所知，奚啻[chì]详细千百倍哉！中国自岐黄以来，至于今日，惟知审脉理穷其病之所由来，用药物以救其病之所，必至病之治与不治，皆委之于命而已。
西医则不然，生前则治其病，病不治矣，身后又能剖而视之，故凡人身之百体百病之根由，皆能穷形尽状，以教当时，以传后世。
第用药与中国各别，中国则配合君臣佐使，制造咀片丸散，皆用中国之药物。
外国之药，其名既异，其性复殊，而且研末炼水更无从而知其形，故中国人明知其药之良，而不敢服，诚恐服之有误，而无术以救正之故，西医虽良，中国不敢延请者，职是故也。
若夫跌打损伤，西医之药较中国为更善，但未免有失之太过者，如吾所见，人之四肢或经枪炮或受铁石伤碎筋骨，恐致性命者，西人先用药物以定其心，使之不识不知，如蒙古医士之良也。
予忆道光年间游学京师，在潘家河沿，见有跑热车者，误撞一数岁小儿于地轮，折其股一腿，飞至数十步外，而小儿已昏迷不醒人事，其家人扭住车夫责令抵偿，旁有人荐一蒙古医士延之来，予见其将小儿腿血及断腿之血两处洗净，糁以药末，斗骨缝皮，以酒调药末敷之外，裹以布，再外则夹以竹木，复以酒调药末灌入小儿之口。时许而小儿苏舁[yú]，归其家，迟十余日，予再过其地，而小儿已在市中跳跃。
以西医之良，若再加以蒙古医士之术，则天下无废人岂不尽善尽美哉！至于瘫疽创伤创伤等症，西医之奏效较中医外科为捷速，其故何耶？盖西国医士之志在救人，中国外科之意在图利耳，其存心殊途，故其奏效异致也。
惟有牛痘一事，则妙绝古今，法良中外矣。出痘之证，始于东汉，自后中国历代有之。
世间小儿未经此症，父母为之隐忧，或遇天行此症之日，竟有将小儿寄托于他处躲避于外乡者，因此症过险故也，故又有放苗祀神祈福（字迹模糊，疑似福），延医治，慎寒暑、节饮食、谨起居、避风日，尽夜经心，男女竭力，如此护持，尚恐症危不治，治既愈矣，犹虑复有他变。
中国之病危莫危于此矣，然人心危之，而天心复从而危之。凡患此症之区无论小儿多少，天折（疑似“夭”，印刷与“天”相同）者多则数十人，少亦一二人。
若能全无损伤，则祀神延医等费亦必过于寻常，故此病在中国耗赀产、费精力、损人口，未有甚于此者。自牛痘之法行，则赀产可以不耗、精力可以不费、人口可以不损，小儿处之不觉有患，家长遇之不虑，岂可虞是，真化大事为小事，化有事为无事者。现在中国效之者业已数省，而未能效者皆因无浆故也，如再有法可以将此浆传之万里之远，留之一年之久，而使之不胫而走，不竭其源，将使天下之小儿咸受此福，其功用不几与天地同化育，与圣贤同胞与哉。
此则西国医士之造福于无穷者，吾更有深望，于西医者，侍浆、留浆之法，当更筹其可远可久之术，如今之用玻璃以留浆，尚未为尽善尽美之计也，愿西国医士熟思而得其道，则西医治疾不愈详且备哉！
概括一下《医论》作者的观点：
1、西医的解剖观察，对疾病的认识更细；中医通过把脉、中药治病，治愈与否听天由命。
（其实这个观点有些故意抹黑中医的意思了，作者推崇西医的解剖观察，是因为他可以从视觉看到，但中医并不是把脉开方这么简单，显然作者对于中药的望闻问切只能看个表面，对其中的中医学原理和知识不了解，于是“看不懂”就变成了“没价值”。至于“听天由命”这种说法，作者没有提西医治不好的病是不是也要听天由命，其实这是所有医学的问题，医学不是万能学，它治不了所有的病。这本质上是人类的能力问题，无论是年还是年，人类的能力都没有达到完全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水平。）
2、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不懂西药的功用，而且西药化入水中看不懂，不明白，于是当时的中国人不敢用西药。
（这个观察，其实正好和第一个观点相互映照，人的态度是受他对事物的认识影响的，甚至是主导的。当时推崇西医的作者对中药的原理疗效认识不足，于是得到了一个中医“听天由命”的态度；当时的愚昧的国人对西药看不见搞不懂，于是就得到了一个“不敢用西药”的态度。需要明确一点，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而且这个局限性往往比我们以为的要大很多，延伸一下，从最近的很多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前沿发现，会颠覆很多普通人也就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我们的认知，大多数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相对较深入的研究已经是很优秀了，但跨学科研究却需要多学科的深入，我们的智力、精力、努力都是有限的，在这种有限的“力”下，认知更加受到局限。）
3、作者谈到一个“蒙古大夫”的实际救治病例，“蒙古大夫”对骨折外伤的治疗非常擅长，疗效很好。
（这里提到的蒙古大夫，并不是现在以为的对于庸医的戏称，而是真正的蒙医，蒙医是在草原民族的医学经验基础之上，吸收了中医、藏医的很多知识经验，逐渐成型的，尤其是清朝以来，中医、蒙医、藏医的交流融汇更多。蒙医正骨术是一绝，作者遇到的蒙医治骨折的案例就是其中典型。作者谈到希望西医加以“蒙医之良”，其实他是意识到当时的西医也是有不足的，需要吸收其他医学体系的优秀之处。）
4、作者认为西医疗效比中医快，同时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医医生志在贪利，西医医生志在治病。
（猜测一下，大概是作者当时眼中看到的是中医收了多少钱，西医治了多少病。这就有些荒谬了，反过来，也可以看到西医收了多少钱，中医治了多少病。难不成左眼看到钱，右眼看到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医生也是要赚钱养家的，治病需要收钱，东方西方都是这样，除非哪天社会极度发达，治病的钱不用老百姓花了，国家可以承担。我估计他的这个观点也是有一定缘由，可能和鲁迅有过类似的经历，鲁迅15岁，父亲疾病缠身，看了中医，但还是去世了。这种态度在当时其实也不少见，因为医学没有治好亲人，于是把对命运的怨恨转移到医者身上，转移到某个医学体系上。还是那句话，医学不是万能学，我相信在年的西方世界，因为西医没有治好亲人而厌恶西医的西方人，也不少。可以了解他们观点的成因，但不认同。）
5、西医的牛痘疗法好，应该推广到全国，同时技术也要发展，用玻璃瓶储存痘浆的方法，储存时间应该延长以便推广。
（作者提到了从东汉有出痘记载，中国人一直受这种疾病的困扰，即使耗费大量金钱、精力，求神，请中医，这种疾病也没有根治，直到西医出现了接种牛痘的方法，拯救了无数中国人。应该赞美西医的成功之法，让中国的老百姓受益，但同时，是不是应该赞美所有医学体系的成功之法，让无数的人类受益？这个问题应该被看到，不应捧高踩低，刻意抹黑任一医学体系的成果）。
我始终坚信，真正让老百姓受益的医学，就是好的医学，不管你能不能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