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疫病流行，被记载在史书里的有很多。但是当时由于人们对疫病的认识并不像现在，知道是有病毒或者传染病菌引起的。无论中外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天谴”的形式。而古代的皇帝作为上天之子，在很多时候，必须要为此类灾难负责。
古代一旦遇到大规模的旱、涝、蝗、瘟等灾患。皇帝大多会选择带头祷告上天，并且下“罪己诏”。
皇帝承担责任，然后下令救灾救疫，效果自然比老百姓自生自灭要好很多。汉朝的皇帝是历代因为天灾，下“罪己诏”最多的朝代。如西汉的汉文帝，汉元帝、汉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针对瘟疫的“罪己诏”。在那个年代，这对于提振人心，共度时艰，还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而官员们也相应地要求被承担起责任，对于疫时首先待遇必然会受到相应缩减，用于抗疫。并且皇帝会派出心腹大臣前往受灾的地方，去主持并监督抗疫。
甚至王莽在元始2年，借着汉平帝刘衍的名义，祷告上天之后。专门建造或者征用了一些较大的便于隔离和通风的房子，将病人相对集中隔离起来，有朝廷派出医生和药物免费给予治疗。这个理念非常先进，医院“小汤山”的概念。
很可惜东汉并没有把这一套继承下来，所以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大规模的寒热病流行，朝廷不管，张角那些靠画符忽悠老百姓的看病的就替朝廷管了。
喝了张天师的符水，扛过去了，那是张天师灵验，没扛过去，那是自己心不诚，罪有应得。他们管的结果，就是引发了黄巾起义，导致了东汉的灭亡以及三国的鼎立。而对百姓疫情救治真正有贡献的是张仲景这样的全科医生，他在众多病例的临床治疗中，总结了前人的方法，留下了《伤寒杂病论》，最终被后人封为医圣。
魏晋南北朝时期，光熙元年（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晋惠帝司马衷很关心地说“何不肉糜？”隋朝大业8年（年），就在隋炀帝首次发起东征，同年山东、河南大水，水灾后便是大疫。如果隋炀帝兼顾一下国内的环境，懂得爱惜一下自己的子民，后来或许大隋朝也不会亡。
一直到了宋朝，才再次恢复实现了王莽时的政策。发生疫病时，由朝廷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朝廷支出的相应制度。
两宋余年间，共发生了大规模的疫病近40次，因此积累了丰富的疫病防治方案。平时宋朝设有较为健全的医事组织，包括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太医局和惠民和剂局，几百人都是事业编制。平时研究医药、服务皇家，和老百姓没有关系。但是一旦发生疫情，朝廷立即将他们派出去，“每日巡门体问看诊，随证用药”；药由户部买单，惠民和剂局征办，不要老百姓掏钱。
宋朝至和元年（年）“京师大疫”，宋仁宗让太医们配药方赈疫，并且把自己最宝贝的通天犀犀角都贡献出来给老百姓用了。太监舍不得，他说：“关键时期，我怎么能因为一个犀牛角而不顾自己的百姓呢？”
疫病流行过一段时间就会卷土重来。历史上，只要皇帝重视，集中全国之力，派出得力干将，科学管理，疫病会终究会得到控制。
康熙因为自己得过天花，所以在康熙21年（年）下令全国各地接种牛痘预防天花，使得清初肆虐的天花在有清一朝得到了相对的控制。
就连年11月，那会离清朝灭亡还有1年多时间，东北爆发肺鼠疫。伍连德在东北抗疫，用了很多现在仍然原始但有效的方法，比如戴口罩，集中隔离，火葬处理病死者尸体，等等。但是在当时的东北，由于传统因素“入土为安”，“火葬”受到的抗性很大。当时的宣统皇帝溥仪（内阁借他名义）下了自己一生中最有含金量的圣旨，同意“火葬”，并且要求东北民众必须执行。最终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终于被遏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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