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
——《习近平在厦门》摘录
年8月，从上海开往香港一艘海轮的甲板上，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临风而立、远眺大海，疲惫的面颊难掩兴奋与激动。前不久，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努力，完成了一部巨著的中文翻译与出版。当他在“译者跋”署上自己的名字“郭大力”时，这意味着他与另一位译者王亚南长达10年的夙愿终于变成现实。
这部巨著就是倾注了马克思毕生心血写成的《资本论》(全三卷)。年，《资本论》在问世71年后，首个中文全译本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作为首译者之一的郭大力，来自江西赣南这片红土地。
年12月20日，郭大力故居揭牌。记者先后两次探访郭大力故居，从展陈的图片、文献、史料中，从郭大力的亲友和当地村民的回忆及相关研究者的讲述中，探寻这位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播火者”，感悟其人、其事、其精神。
一
年，郭大力出生于当时的赣州南康县三江乡斜角村(今属赣州经开区)。斜角村坐落在赣江“黄金水道”的章江畔，三面环水，上溯章江经大余、翻越梅关进入广东境内，往下游是赣州城区。
年，郭大力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大学学习化学。第二年春，学校进步学生闹学潮，郭大力为追求真理，随一批进步师生由福建转到上海新创办的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就读，转攻哲学专业，从“理工男”转为“文科生”。
上海大夏大学初创时期，办学条件相当简陋，环境十分艰苦。郭大力后来回忆说，读书期间，受后来推崇辩证唯物主义并著有《新唯物论》的李石岑先生影响，他积极参加进步运动，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著作，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次偶然机会，他在书店购得一本英文版《资本论》，看后为之折服，爱不释手，由此决心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萌发翻译《资本论》的想法。
后来，郭大力在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译者跋》一文中写道：“在我国，一方面既有封建势力的阻碍，另一方面又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摧残，以致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能在中国有正常的发展。所以中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是以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为其主要任务。这一任务，从现阶段世界革命运动意义上来说，又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就在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获有广大的拥护者……”
此时的郭大力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在上海求学和工作期间，许多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认为郭大力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暗中为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给予帮助。
“谢谢我理想中的两位朋友，除了一个你，还有一个我。在这冷酷的世界上，难道我们不能携手前进吗？”年8月，郭大力在完成《资本论》出版后返回赣州途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年，郭大力在回答同父异母弟弟郭秀勘问“两位朋友”具体指谁时说：“一个是共产党人，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
二
走进郭大力故居，里面陈列着各个时期出版的《资本论》中译本，最吸引记者目光的是年首套中文全译本。封面斑驳泛黄，一行小字透射着岁月的光辉：卡尔·马克斯(今译“卡尔·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
谈到《资本论》的翻译，其中一段佳话流传至今。年1月，郭大力来到杭州，寄宿在偏僻的大佛寺。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低潮期，国民党反动派施行白色恐怖的高压统治。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学者都有志于《资本论》的翻译。在大佛寺，郭大力巧遇大革命失败后愤然离开北伐军的王亚南(他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曾任厦门大学校长)。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立下合作翻译《资本论》的计划。
郭大力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
“信、达、雅”是翻译工作的三道难关。马克思为了撰写《资本论》，花了40年时间，读过多种文献，其中直接引用的文献达多种，涉及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翻译这部篇幅浩繁的巨著,其难度可想而知。
年，翻译完《资本论》第一卷后，郭大力和王亚南决定下力气刻苦修习德语，潜心钻研、翻译古典经济学经典著作。短短几年间，郭大力独译或与人合译并出版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朗格的《朗格唯物论史》、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穆勒经济学原理》等一系列译著。
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决定重启《资本论》翻译工作。虽然先前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译稿已毁于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中，但这丝毫未动摇他们的决心和信念，从头开始翻译。
年，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成立，负责人艾思奇、郑易里、黄洛峰等制定了一个长远的出版计划，第一项就是出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巧合的是，艾思奇无意中得知郭大力正在翻译《资本论》，于是登门拜访，约定翻译和出版事宜。年“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读书生活出版社迁到汉口，艾思奇辗转去了延安。同年8月下旬，郭大力从上海回到家乡避难。在祖屋的小阁楼上，郭大力继续《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源源不断的译稿，誊清后用挂号信从赣州寄往上海。
年4月，郭大力受郑易里之约前往上海，完成《资本论》出版前的最后印校工作。经过4个月高强度工作，《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第一次以完整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让更多的人尝到了“真理的味道”。
毛泽东在年2月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说：“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
作为“一个典型的学者”，郭大力严谨治学、精益求精。在此后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多次对《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译本进行修订，确保在准确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语言流畅、通俗易懂，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主要实践地就在赣南。“知行合一”所强调的实践精神，在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上有着生动体现。
抗战期间，郭大力避居于赣州乡间，虽然农村的拮据生活、日军的不断侵扰，让郭大力一家陷于困顿，他却因此获得直接观察农村经济实况的机会，遂决定运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在《我们的农村生产》这本小册子里，郭大力深有感触地说：“由此我们知道了，一个专门研究纯理论的人，也不能专在现成的理论上下功夫。纯理论必须在实际之前受试验。”“对于农村情形，一般稳坐在大学讲坛上的经济学者们，可以说是完全无知。”赣南是抗战的后方，但物价飞涨，郭大力发表了《物价论》，利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分析形势，稳定物价，服务抗战。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在长期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过程中，坚持人民立场已深深内化为郭大力的坚定信仰和实际行动。
旧时乡村理发师傅走村串户，上门理发。斜角村理发业务由一位欧姓理发师承包。理发时，郭大力与欧师傅谈天说地，议论生活的甘苦。理发后，两人还肩并肩走一程，谈得很投机。读书人与“打赤脚”的人交往密切，这在守旧的人看来“不是坏了规矩吗？”郭大力不以为然地说，人不能受老规矩约束，“我既然是著书的，就需要国家社会的上、中、下层人物为素材才写得出来呀！我认为，欧师傅这种人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
有一次，南康唐江的岭北中学邀请郭大力演讲。当轿夫上门时，郭大力大吃一惊，不愿坐轿，硬要走路去。轿夫急了，可怜地说：“你不坐轿容易，可我以抬轿来养家糊口。”最后争执结果是，郭大力走到唐江圩后，再坐轿进了岭北中学。轿夫也如数得到了工钱。
郭大力是学过化学的，看到家乡寨背岭一带荒山野岭，知道黄土酸碱度适合桐子树生长。他便与父亲出面组织乡亲利用冬天开垦荒山，从外地购进优良的桐子树种，并请专人管理。新中国成立后，寨背岭成为“聚宝盆”“摇钱树”，每年能收到上万斤果仁，榨成桐油，成为制造家具、用具和造船的紧缺物资。同时，斜角村还办起了鱼塘，兴修了水利、道路和桥梁等工程，村集体经济搞得很富庶。
四
“我意改造社会，应从经济制度入手。”
“不孝儿为救国抢时机译书，忠孝不能两全……”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从“有革命的需要”投身翻译《资本论》，到倾注全部心血、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再到“共产党人也讲究孔孟之道”的中华优秀传统思想，郭大力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
年9月，郭大力应江西省立赣县中学校长周蔚生之聘，任英语教师。学生们都喜欢接近郭大力，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把知识、真理、文化的种子播进学生的心田。郭大力还将一次遭山匪劫持的“奇遇”写成文章《在匪窟中》，发表在校刊上。
原来，《资本论》在上海出版后，郭大力取道香港、广州，经由粤汉铁路到韶关，再搭乘汽车前往赣州。不料，汽车穿行在大庾岭深山密林时，一行旅客遭到绑架。郭大力并未惊恐，在遭“讯问”时，他讲述了从上海归乡途中所遇日本犯下暴行的见闻，“我觉得死是无所谓的，但要死我也要上前线去和日本人拼杀而死，不应该死在你们手里……”郭大力还晓之以民族大义，劝说劫匪弃暗投明，参加抗战。一番义正辞严、无所畏惧的话，竟说动劫匪释放了郭大力。
“我们斜角村没有因天花病产生的麻子。”郭大力的弟弟郭秀勘向记者讲述了郭大力为村民种牛痘的事迹。看到村里有天花病传染、蔓延，郭大力夫妇从有限的稿费中拿出钱购置牛痘疫苗，每年春季亲自为当地少年儿童接种，不厌其烦地讲述防疫知识，打消村民的疑虑。
有一次，在南康唐江的岭北中学演讲时，郭大力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上“耕种与织布”的课题。底下听众有点失望。示意大家坐下后，郭大力从民间故事“牛郎织女”讲起，讲起百姓希望过上男耕女织生活，讲到上海沦陷、日本暴行，又讲到西方国家用铁牛(机器)耕种收割，一台顶几十个劳动力，机器织出的布赛过织女，可当时中华民族还是老牛破车……饥寒交迫的中华民族要觉醒起来。这时，教室里的听众越来越多，演讲只得转移到大操场。
郭大力对党对人民有一颗赤诚的心。“没有党的关怀和支持，就没有我的一切”。新中国成立后，郭大力平日生活节俭，艰苦朴素，但他把自己积存下来的工资、稿费等，分三次以交纳党费的名义交给了党和人民，前后共上交人民币12万元。
□本报记者李冬明李芳
《资本论》中译工作是一场“接力赛”，郭大力毕生致力于《资本论》(全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中译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不仅有共和国将军的群星闪耀，还有像郭大力这样红色翻译家的熠熠生辉。在采访中，记者真切感受到了郭大力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久久徜徉在故居前的小广场上，怀想这位先贤的学者风范与人格魅力。同时，我们也深感遗憾：目前，省内外对于郭大力的生平、翻译实践、学术理论、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我们期盼更多专家学者投身其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波涛滚滚向前，但会记住每一朵翻腾的浪花。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个名字：郭大力——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播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