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为您讲述的《中国疫苗百年纪实》。
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生物制品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那么，从新中国成立到年，就是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与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期相比，这一时期无论从高度上还是从体量上来说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两个时期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抗战时期的激情燃烧，是为了赶走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激情燃烧，是为了建设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成立后，微生物学家和疫苗专家们，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大展身手的机会。为甩掉西方加在中国人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他们进入了一种奋不顾身忘我的研究境界。
年，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时任天坛防疫处处长的著名医学科学家汤飞凡坐在观礼台的嘉宾中。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决心为新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大干一场。令人没想到的是，一场扑灭鼠疫的战斗正在等着他。
汤飞凡（—年），湖南醴陵县人。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被后人誉为“中国疫苗之父”。
时间退回到年的7月中旬，在察哈尔盟，也就是现在锡林郭勒盟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先后有4个人突然得病，症状为高烧，打寒颤，淋巴肿胀并伴有剧痛，其中1人症状较轻，过了一段时间，自愈了；另外3人却越来越严重，全身出血，昏迷，最后死亡。后来，调查鼠疫源头，才知道这4人感染的是腺鼠疫。当时，牧民不知是这什么病，没有上报。有个商人经停这个村子后又到另一个村子，第二天就死了。大家都不知道死者姓甚名谁，因为是无主尸体，所以也没人掩埋。不料，这具尸体就成了鼠疫的传染源，两天之内，村里又有人死亡，到10月初，竟然一天之中死了6人。后调查发现，此时的疫情已经升级了，从腺鼠疫变成了更为凶险的肺鼠疫。这下村民害怕了，纷纷外逃躲避灾疫，疫情便对外扩散开来。村民赵银虎夫妇带着女儿逃到了40里外的营子村，虽然只住了一晚上就被村干部劝走了，但营子村已然有人感染了鼠疫，11天就接连死了6个人。赵银虎从营子村被劝走后，跑到隶属张家口的康保县北沙城村找熟人孙永福，刚吃了一顿饭，村干部就来劝他赶快离开。孙永福讲感情，雇来一辆马车，亲自送他们回家，还没到家，赵银虎的女儿就死了。而孙永福一回北沙村就发了病，10天之内，一家7口死得一个不剩。张家口的疫情就此蔓延开来。
张家口离首都北京不过公里，对鼠疫的传播来说，这点距离不过就是咫尺之遥。这次鼠疫是对新中国的一次严峻考验。
10月27日中央得到察哈尔省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根据东北解放区防治鼠疫的成功经验，决定自10月28日开始采取紧急措施，包括：一、严密封锁交通；二、加强疫区的防疫防治力量，紧急调动医疗、防疫队伍和药品赶赴疫区；三、紧急下拨防疫经费；四、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广泛宣传科学防疫知识，反对迷信活动。
察哈尔察北（今河北张家口）鼠疫流行期，公路上的临时检疫点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防疫力量相当薄弱，药品和资金无不缺乏，10月28日，毛泽东主席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帮助防治鼠疫。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并于10月29日回电给毛泽东。
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但最后扑灭疫情必须要靠疫苗。苏联的疫苗还没运到，从东北紧急调拨的疫苗也正在运输途中，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可谓手中空空，火急火燎的卫生部副部长当面对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交代任务：为满足防疫需要，务必尽快生产出万人份的鼠疫疫苗。
鼠疫杆菌
19世纪末，印度的哈佛金研究所将鼠疫的强毒菌加热杀死后制成疫苗，是全细胞鼠疫死疫苗，这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的鼠疫疫苗，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死疫苗共注射了万人次，据英国鼠疫委员会调查认为有较好的预防效果。所以，汤飞凡提出先赶制鼠疫死疫苗，认为这样比较保险，但遭到上级反对。理由是：虽然死疫苗用在人身上比较保险，但因为生产死疫苗用的是鼠疫强毒菌，万一泄漏，弄不好北京就成了疫区。因此一定要生产无毒鼠疫菌苗，就是减毒活疫苗。根据苏联在西伯利亚扑灭鼠疫的经验，活疫苗的效果也明显要好于死疫苗。
年，在东北解放区扑灭鼠疫的战斗中，用的疫苗既有活疫苗又有死疫苗，都是苏联生产的。因为中国人与苏联人的体质不一样，苏联活疫苗用在中国人身上是减半注射的。即使这样，仍然有较强的副作用。这就是说，现在汤飞凡必须生产出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鼠疫活疫苗。
经过比较，汤飞凡选择了当时国际上认为最安全的“E.V”鼠疫无菌毒株生产无毒疫苗。但是，按照疫苗生产的程序，必须经过试验取得证据之后才能投入生产。如果按常规走程序那就可能赶不上这次防疫的需要，因此汤飞凡大胆决定试验与生产同时进行。
当时没有隔离实验室，汤飞凡就把一间墙壁和地面都贴了瓷砖的厕所进行改造，将所有的窗户封死，装上安全门，找来几口大水缸，缸底下放着石碳酸，石碳酸上面架着老鼠笼子。小白鼠虽然事先经过消毒灭蚤，但他怕灭蚤不干净，所以把小白鼠放在大水缸里，以保证小白鼠身上可能残存的跳蚤跳不出缸来。只有汤飞凡和助理两个人可以进入实验室。他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眼镜，但即使采取了再严密的防护措施，如果操作不慎，也有被感染的可能。而一旦被感染，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最终实验完成了，证明“E.V”无毒菌苗对鼠疫杆菌有很好的免疫作用，于是开始批量生产。11月中旬，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无毒活疫苗万人份。
年底，鼠疫活菌菌苗原液制造
随着苏联疫苗和东北疫苗的及时运到和天坛疫苗的超额生产，察哈尔疫区及相邻地区的人民都得以接种疫苗。
年底，工作人员给群众注射鼠疫疫苗
12月初，中央防疫委员会宣布察哈尔省鼠疫已被彻底扑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防疫第一战，取得了圆满胜利。
然而，察哈尔的鼠疫只不过是众多传染病中的冰山一角，国民党留下来的公共卫生摊子又实在太烂了，专业的防疫队伍几乎为零，生产疫苗等防疫制品的机构太小太少。
年，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此时决定将生物制品作为由国家供应的一类特殊非商品化的药品，由政府统筹全国的生物制品制造、研究、供应，并对全国的生物制品机构进行统一规划和全面调整；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省、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同时由国家投资按当时的六大行政区分别扩建和筹建长春、北京、兰州、成都、武汉、上海六大卫生部直属的生物制品试验所，专门从事传染病的调查预防以及所需防疫制品的研究与生产。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在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发和生产上有了“国家队”和主力军。
到了年，有一件特别值得国人骄傲的事情，那就是中国彻底消灭了天花。人类消灭一个物种很容易，但要消灭一个致病微生物却很难。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据说，清朝的顺治皇帝就死于天花。咱们在前面讲过，在年，中央防疫处痘苗科科长齐长庆和他的助手李严茂分离出了天花野毒株，培育出了可用于生产的“天坛株”。
齐长庆
年10月7日，政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实施免费种痘。《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在出生后6个月内即应初次种痘，满6岁、12岁、18岁再各接种一次。年卫生部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民普及痘苗接种，全国种痘5.6亿人次，大部分地区种痘率达到90%以上。于是天花病例大幅下降。
结果是好的，过程却是艰辛的。生产牛痘苗既是一项技术活，又是一项体力活。据原成都生研所干扰室主任、研究员钱汶光回忆：当时生产牛痘苗，牛要在育疱室里育疱。育疱室要求做到无菌，而当时条件很差，要做牛的护理工作，接大便、接小便，不能让它拉到育疱室里，污染环境。人就在里面看着，看到它翘尾巴马上就去接，夜晚也不能睡觉，因为你不知道牛什么时候大小便。
我国在牛痘苗的生产上，“天坛株”一直使用到年。这期间，“天坛株”险些毁于一旦。因为在年，全盘学习苏联的号召已经蔓延到了生物医药领域，所以“天坛株”也遭到了抛弃，要使用苏联毒株。中国用“天坛株”生产的痘苗既有效又安全，如果完全用苏联毒株取而代之，“天坛株”就有可能永远消失了！对此，中国科学家内心是抵制的。“天坛株”是齐长庆和李严茂分离培育出来的。对李严茂来说，“天坛株”就是他的孩子，从年分离出来后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他把“天坛株”封得严严实实，外面再用油纸包裹起来，悄悄藏在冷库的角落里。因为没有贴标签，谁也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李严茂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看“天坛株”是否还在，生怕有人发现后追查。
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对于使用苏联毒株生产牛痘苗的质疑声越来越多，终于在年的痘苗生产经验交流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拿“天坛株”与苏联毒株比一比，进行动物感染试验，最后的结论是：“天坛株”的免疫原性最好，对于初种小儿的反应，苏联株的子痘发生率高于天坛株。此时，又从苏联传来消息，莫斯科有儿童得了天花，而患儿接种过痘苗，这就暴露了苏联毒株的缺陷，“天坛株”这才得以重新面世，在我国消灭天花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么在这疫苗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内，除了消灭天花，我国的生物制品事业还有哪些发展呢？咱们下期内容精彩继续。
图片来源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