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宁
“孝是一个什么东西？一部孝经。说得‘花天乱坠’，无非叫我们做一个奴隶！做父母的人，要想自私自利，所以要有一个孝子；有了孝子，为他们做工作的奴隶，他们便可以享雇主的幸福；”
“我们为人道起见，为社会起见，不得不反对忠孝。现在专制的皇帝，总算没有了，他们要想做‘忠臣’也没处去做了；但是专制的父母，却仍旧盘踞家庭，操统治的大权，……我们如不自己觉悟起来，根本革命，把这万恶的家庭推翻，做一个堂堂的自由人，要想他们善意的解放，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我们既然觉悟‘孝’是一种奴隶的道德，‘孝子’便是奴隶的别名；惟有自决的一道，实行‘不孝主义’和万恶的家庭宣战。”
一件现代文物“孤品”——《浙江新潮》第2期原件，在尘封百年后被北京鲁迅博物馆陈列展览部的田丹在年4月重新发现，又经浙江师范大学施复亮政治思想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何民胜在年3月《金华日报》的披露，让我们得以一见这篇在当年引起轩然大波的《非“孝”》的庐山真面目。一篇文章引发一场重大历史事件，它的作者便是时年20岁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今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学生施存统。
洗礼：投身五四大潮
浙江一师以学校之名从年到年仅存在了短短10年，加上其前身浙江两级师范，也不过16年，但它却曾在近代浙江的大舞台上风云一时。这里曾是近现代中国诸多名家大师的人生驿站，也是江浙一带诸多风云儿女启航的港湾。邵章、沈钧儒、徐定超、经亨颐、鲁迅、许寿裳、朱希祖、张宗祥、钱家治、冯祖荀、沈尹默、姜丹书、李叔同、夏丏尊、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胡公冕、姜琦、马叙伦、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许宝驹、王祺、黄人望、何炳松……，或同时、或相继在此执教。
施存统（-），年11月12日出生于浙江金华县城东部的洞殿里叶村（今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东叶村）一个自耕农家庭。父亲爱财如命，待其严苛，动辄打骂，而母亲出自书香门第，严慈相济，深受儿子爱戴。施存统10岁时入私塾求学，立志以圣人为榜样“做一个孝子”。年，施存统在伯父资助下考入浙江一师。初入学校，便与著名的道学夫子单不庵相见恨晚，“一切均以他为榜样，一举一动都模仿他”，被同学称为“道学先生”。后来成为著名记者、作家的曹聚仁回忆说：“我们的单不庵（丕）师，颇有领导群伦的声誉。他割股疗母疾，该是大孝的行为，足以风后世。他的入室四弟子，有施存统（复亮）、周伯棣、俞寿松（即俞秀松）和我，他们都是真不二价的理学门徒，只有我比较接近于清代朴学家路子，不是理学老路。”
此时的杭州，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新旧思想的交锋日趋激烈。随着新思潮的涌入，施存统很快融入其中，在俞秀松等同学的影响下，阅读了《新青年》等多种进步刊物，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起初，他佩服陈独秀的学问与胆识，但只“做了一个《新青年》的半信徒”，不赞同陈独秀“诋毁孔圣人”；到了五四前夕，便“对于‘孔孟之道’已不再信仰，对于旧礼教已表示反对”了。
那是个大潮汹涌的时代。年4月，浙江省教育会在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主持下，聘沈仲九为主编，发行新会刊《教育潮》，积极传播新文化：“教育者，有排去社会不合潮流之旧现状，而改造适合潮流之新现状之责任者也。”。五四运动后，经亨颐提出“与时俱进”办学方针，聘请思想进步的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夏丏尊担任国文主任教员，这就是浙江一师“四大金刚”。陈望道便是自日本学成回国经沈仲九引荐，在这年暑期进入浙江一师的。当年秋季学期开学后，浙江一师即启动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学科制等四项重大改革。
这年8月，《教育潮》社成立全国报刊代售处。9月，施存统发起开办“全国书报贩卖部”，发表宣言称：“现在发表新思想的书报，是文化运动的健将，是解放束缚的利器；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传播它。”梁柏台、汪寿华等成立“学生贩卖团”，宣称其宗旨是“锻炼心身，改造社会”。他们以此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销行最广的是《新青年》和《星期评论》。
10月2日，杭州举行秋季“丁祭”大典。所谓“丁祭”，就是每年春秋两季第二个月的上丁日即旧历二、八月上旬的丁日，到孔庙祭拜孔子。由地方最高长官主祭，全城地方长官、士绅、学校校长都要袍服与祭。浙江一师学生也自年《祭孔告令》颁布后每年被派往大典充当“司乐”。而这一年，浙江一师学生一反惯例，拒绝参加“丁祭”大典。校长经亨颐借口赴山西太原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提前离杭，避而不就“丁祭”大典陪祭官。施存统与俞秀松、周伯棣、傅彬然、张维湛等五六位同学还特地相约在孔子诞日（旧历八月廿七）这一天，赴西湖烟霞洞去祭谒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先驱刘师复之墓，以示反叛。傅彬然在《“五四”前后》中这样回忆：“我们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已经觉悟到孔子原来不应该那样崇拜，作为偶像的孔子更应该打倒，那就没有理由再去参与‘丁祭’了。于是先跟沈仲九去商量，他非常赞成。我们回校就一面向同学宣传，一面向学校提出。我们知道学校是不会反对的。夏丏尊听到了我们的要求，只是微笑着说，‘牛痘苗发作了’！意思是说，新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了。由于我们拒绝去参加祭孔，第一师范就此招来了‘非孔’的罪名。”
10月10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创刊，由经亨颐、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和施存统、周伯棣、傅彬然、张维湛、魏金枝等师生共同创办。10月20日，学生们成立“第一劳动团”和“第二劳动团”，发表《共同宣言》，声明“劳动是神圣的事业，是人生必尽的义务”，成立劳动团是为了“养成我们劳动的习惯，将来到社会上去服务，就要去组织新村，把这种理想的生活，实现到一般社会上去，去改造社会”。
觉醒：创刊浙江新潮
年11月1日，《浙江新潮》创刊，这是五四时期杭州学生的自办刊物。创办人中有浙江一师的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的查猛济、阮毅成，甲种工业学校的沈乃熙（夏衍）等28人。这份周刊仅仅存在了三周，共发3期，即已建立起北至哈尔滨、南至广州、西至成都、东到日本神户等30多个代办点和发行处，其中包括“湖南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毛泽东君、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杨贤江君”。第2期发行后不久，便遭北洋政府电令查禁。一份地处东南一隅的学生自办小报缘何有如此巨大影响力？
正是因为它主张社会改造，被认作“宣传新思想最显明的旗帜”：“本周刊的目的，无非想把人类从黑暗变为光明，从伪道变为真理，从兽性变为人道”，“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第1期转载日本《赤》杂志之“社会新路线”图，指出社会改造的方向终将趋向“民主”与“布尔塞维克”。《浙江新潮》成为浙江最早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
11月8日出版第2期，主打文章就是施存统的《非“孝”》：
“父母的生儿子，是自己对社会尽义务的一种；他没有尽这个义务，便是他自己对社会不起，做社会的一个罪人，和儿子是毫无关系的；儿子教得不好，也是他在社会上的罪恶，所以他不得不教育儿子，使他的儿子，做一个独立的完人。”
“人和人的责任，是互助，儿子和父母，也应当彼此互助；……儿子的孝顺父母，父母的压制儿子，都是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人，自己不承认自己是有人格的人；我们一概都当反对。我们觉悟孝是不应当了！孝是非人道了！便不当再孝；而且还当极力反抗父母的压制，使他也做一个有人格的人，”
施存统这样解释自己的言行：“我的主张非‘孝’，大概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思想的启发，一种是事实的刺激。”那是怎样的一种“事实的刺激”呢？
早在年春，施存统的母亲患了严重的眼病，施存统借钱送回家中给母亲治病。谁料嗜钱如命的父亲将钱挪作他用，没有及时给母亲治病，还对其百般虐待，致使年仅45岁双目失明的母亲病情恶化而离世。9月，施存统赶回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受尽父亲虐待而濒临死亡的刺激，让他悲愤不已，告别母亲离家之后，他坐在山脚下一块石头上放声痛哭——“这一哭，才哭醒了我十多年来做‘孝子’的好梦。我揩干了眼泪，狠狠地发誓不再回到那可怕的家庭。”就这样，一名“孝子”走上了非“孝”之路：“家庭制度，利用名分主义，不知造了多少罪恶！”“‘孝’是一种戕贼人性的奴隶道德。”
《非“孝”》一出，石破天惊。这篇近三千字的檄文充满了反抗旧道德旧礼教的战斗力，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叛道”“邪说”。浙江省政府在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准许下查封《浙江新潮》，省议会以“非孝、废孔、公妻、共产”之罪名加诸于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及“四大金刚”，省教育厅下令开除施存统并解聘“四大金刚”，经亨颐拒绝执行。面对官厅责难，经亨颐坦然以对：“空气能够排得尽，新思想才能禁止”，“讲错了还可纠正，比不讲总好得多。不讲是教育的绝境，讲错了纠正是教育的本务”，“斥退学生是教育的自杀”。
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的浙江一师进步学生“精神导师”沈玄庐（定一）认为《非“孝”》一文虽“没有锻炼成熟”，仍不失为一篇“雷霆风雨的文章”。远在北京的陈独秀也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七十四：〈浙江新潮〉——〈少年〉》，表达了对《浙江新潮》社这班“小兄弟”的支持，称“《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鼓励他们“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年12月下旬，施存统、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等4位同学放弃学业，告别学校，离杭赴京。
《非“孝”》风波三个月后的年2月9日，省教育厅将校长经亨颐免职，迅即引发了历时两月、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浙江一师师生以“挽经护校”相号召，以“维持本校改革精神，巩固吾浙文化基础”为宗旨，向官署请愿示威，掀起学潮。当局出动军警试图解散学校，杭州各校师生与之展开坚决斗争。如果说年的五四运动是一部北京出品的大片，是现代中国觉醒的标志，那么年的“一师风潮”就是一部杭州制造的连续剧，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迅捷和猛烈的呼应和延续。许多进步师生经过这场交锋，开始自觉地走上了创建中共党团组织和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浙江这个“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谱写了传奇序曲。
盗火：参与创建党团
五四时期，施存统与浙江一师的同学、诸暨人俞秀松志同道合、同声共气、并肩作战，共同成为杭州五四运动和浙江新文化运动的学生骨干，共同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位党员之一，共同成为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和最早的两任团中央书记。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图为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施存统。CFP提供。
早在年12月下旬，施存统、俞秀松等4位浙江一师学生告别杭州，前往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陈独秀、李大钊的赞助下，于年1月10日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他们在北京实践“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理念，然而两个半月的现实让他们意识到“（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的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年2月19日，陈独秀抵达上海，4月入住老渔阳里2号（今黄浦区南昌路弄2号），很快与《星期评论》社同人形成“中国共产党的胚胎”。《星期评论》创办于年6月8日，发起人为戴季陶、沈玄庐等，社址位于三益里17号（今济南路弄“翠湖天地”雅苑内）。3月27日，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进入“精神导师”沈玄庐创办的《星期评论》社工作，两个月后便追随陈独秀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沈玄庐尚未过门的儿媳杨之华是这一过程的目击者，她后来回忆《星期评论》社“当时有：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刘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宝林（女）。施存统也在一起几个月”。4月4日，俞秀松这样描述自己初入《星期评论》社的感受：“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得什么。但是和爱快乐天真的空气，充满我底四周，真觉得做人底生趣。”施存统成了《星期评论》社的“见习事务员”，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施存统、俞秀松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一起发起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活动，之后参与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加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系列座谈和会议。
三十多年后，施存统在年口述并改定的一份材料中回忆说，在他赴日留学前的年6月，曾举行过两次会议，目的是为了准备成立共产党。对第一次会议，他的回忆是：“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会，沈玄庐拉戴季陶去，戴到时声明不参加共产党，大家不欢而散，没有开成会”。第一次会议应在年6月6日或7日这两天中的一个晚上召开，与会女性是绍兴女师教员丁宝林（崇侠）。对第二次会议，他作了这样的回忆：“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不久，我和陈公培出国。陈公培抄了一份党纲去法国，我抄了一份去日本。”第二次会议应当召开于6月16日下午。
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43集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初创的场景。在中共一大召开一年前的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随后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浙江籍先进分子相继加入，不久陈独秀与李大钊商定以“中国共产党”为名，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源头、核心。
年8月22日，受陈独秀指派，俞秀松以8个发起人的名义在新渔阳里6号（今黄浦区淮海中路弄6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此为中国共青团的最早前身。这8个发起人中有来自浙江一师的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4位师生，还有浙江一师进步学生的“精神导师”沈玄庐。同月，陈望道翻译的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讲的正是29岁的浙江一师语文教员陈望道于当年寒假在义乌分水塘老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9月，中共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开办，俞秀松任秘书，谢文锦、梁柏台、汪寿华、华林、庄文恭、周伯棣等浙江一师进步学生纷纷前往学习并成为最早的一批团员。
为什么浙江一师的师生会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一批盗火者？这就与当年的浙江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而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正是曾在近代浙江舞台上风云一时的浙江一师这所学校。浙江一师与毛泽东和何叔衡所在的湖南一师、王尽美就读的山东一师、包惠僧毕业的湖北一师都是同类的中师。浙江一师之于浙江，一如北大红楼之于北京，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高地、中共党团组织创建者的熔炉与摇篮。陈望道曾在回忆中明确指出：五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写道：“时人谈五四运动的演进，北京大学而外，必以长沙一师与杭州一师并提，这都是新时代的文化种子。”
作为最早的5位党员之一，施存统、俞秀松又是怎么与中共一大擦肩而过的呢？施存统在年6月参与创建中共党组织后不久，即受戴季陶资助于6月20日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同文书院，并受组织委托在东京负责组建旅日中共小组，年夏因顾及周佛海长时间未回国就让其作为旅日学生代表回国参加中共一大。俞秀松则自年3月起在苏俄莫斯科待了整整一年，并于6-7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活动。
留日期间，施存统刻苦攻读，仅仅半年就基本克服语言障碍。时在东京留学的张景回忆说：“施君每日读书的精神很令人钦佩，他说：‘列宁在苏联（按：应为苏俄）一天要工作十八九个小时，只舍得休息五个小时，像我们青年，应该更要比他努力一些才对。’”施存统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较为系统地接受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学说重要原理，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大量翻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寄往国内的报刊分期发表。他在《共产党》《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主义》《马克思底共产主义》等文章，并在文章中宣布：“我是绝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
年12月20日，施存统在东京与几个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捕。12月27日，日本内务大臣发出致警视总监的训令，认为“中国人施存统的行动扰乱了帝国之安宁秩序，因此……限其自今日起十日之内，根据贵总监发放的通行权规定的路线，离开帝国领土”。当晚，施存统坐汽船“亚利桑那号”，由两名警视厅警官押送，从横滨出发回上海。
年1月，施存统回国，受陈独秀委派重振青年团组织，他化名方国昌，与俞秀松等人积极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5日，正是马克思诞辰周年纪念日，团的一大在广州东园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计25人，来自15个地方团组织。施存统向大会作了关于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的情况报告。会议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明确了团的性质。高君宇（尚德）、施存统、张太雷（椿年）、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被推举为团中央书记。同年7月，施存统出席中共二大，向大会报告团的一大情况。
施存统在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领导青年团积极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发动青年运动，参加群众斗争，同时兼任《先驱》主编，将团中央机关报办得有声有色，团的力量迅速壮大，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充分肯定：“从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变成几千团员的大组织。中国的青年团已成为能组织群众运动的团体，这是你们实际运动中胜利的事实。”由于长期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施存统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年秋，施存统因病辞去团中央职务到上海大学任教，同时兼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
上海大学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创办培养青年干部的红色高等学府。施存统学识渊博、讲课形象生动，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学生蒋冰之（丁玲）当时就对施存统非常崇拜。年10月，施存统接替瞿秋白出任社会学系主任。他亲自编写《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三门课程讲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阐述社会历史问题。在其带领下，上海大学创办了工人夜校、平民学校，启发工人觉悟，积极投身国民革命运动。同时，施存统也获得了与他的学生钟复光（-）一生的爱情。年春，27岁的施存统与23岁的钟复光结为夫妻。施存统专门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并作诗一首：“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从此，施存统改名为施复亮。
年下半年，施复亮因遭孙传芳军阀当局通缉而离沪赴粤，先到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后又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并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年2月，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中央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求索：致力民主建国
年国民党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8月30日，施复亮以《悲痛中的自白》一文登报声明脱离中共，使其在继《非“孝”》之后再次成为公众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