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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许多/文《逃离不平等》的原名为“The Great Escape”，意为”大逃亡“。安格斯·迪顿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亡，是挣脱贫困和死亡的逃亡“，不平等其实是人类大逃亡进程中的副产品。
“不平等”一词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描述，而不是价值判断的准则。事实上，不平等并不总是坏事。世界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国与国之间存在贫富差距，但先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经历曲折、误入歧途，后发国家就有机会总结经验、弯道超车。对各国国民来说，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可以“先富带后富”，让所有人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
当然，不平等带来的副作用有目共睹。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便有一个著名论断，他认为美国要么就是民主政治、要么就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两者不可兼得。回顾历史，人类逃离贫困的过程艰难曲折、徘徊往复，摆脱贫困的国家与仍在挣扎的国家之间在健康、财富等方方面面产生了不平等，人类也许要继续逃离不平等。
关于健康的不平等
在迪顿看来，健康是讨论福祉（福利）问题的起点。人先得活下去，才有追求幸福生活的余地。一个经典的说法是健康是在前面的“1”，包括财富的其余一切都是后面的“0”，没有健康这个“1”，整个人生便归“0”。
对于研究健康和卫生的人来说，个人的健康由种种因素决定，群体的健康（尤其是预期寿命）却与收入水平息息相关。人口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在年提出了“普雷斯顿曲线”(Preston Curve)。利用年数据重新绘制的曲线显示，在人均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国家，收入的增长与预期寿命的提升高度相关；对于人均收入高于1万美元的国家，这一相关性有所减弱，但仍然存在。大致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前后，各国逐渐经历流行病学转变（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随着各个国家的进步，国民的死亡年龄随之延后，而人口的死亡年龄在从儿童期转向老年阶段的同时，其死亡原因也由传染性疾病为主，转向了慢性疾病为主。
特别的是，在人均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国家，一般而言传染病是导致死亡更主要的原因；在人均收入高于1万美元的国家，慢性非传染病更多地造成死亡。年，中国人均GDP接近美元，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主要的死因。我们正处在流行病学转变的门槛上。
收入虽然和健康存在相关性，但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决定因素。迪顿对比了不同年份的普雷斯顿曲线，发现它是随着年份整体向上推进的；即便收入没有增长，人均预期寿命也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延长。这或许应当归功于科学和医疗知识的进步，至少在迪顿看来，这里知识比收入增长更关键。因为科学和医疗知识可以快速的跨国传播，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死亡率都在下降、预期寿命都在增长，而低收入国家正在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差距。
这一差距的缩小并不意味着健康差距正在缩小。研究健康的经济学家常常将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作为金标准，但这些标准的可比性却有着争议。预期寿命可以通过各年龄段的死亡率进行换算，将其作为最关心的指标，也许是假设生命是有意义的、人们活得越久越好。
就整个国家的群体而言，我们一般相信活得长的群体是更加健康的：在预期寿命低于40岁的年代，国人被称作“东亚病夫”是有原因的。需要指出的是，预期寿命的计算公式决定其偏向于年轻人的健康改善，新生儿死亡率和老人死亡率下降同样的程度，前者能让预期寿命增长得更多。
特别经典的例子就是年以来的中国。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开展各项“爱国卫生运动”，组建县乡村三级卫生网，让赤脚医生通过农村合作医疗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中国的新生儿死亡率从年的8.08%下降到年的4.81%，快速推高了预期寿命。现在，很多低收入国家降低死亡率，也是依靠减少儿童死亡率而实现的；高收入国家则是通过延长老年人寿命而实现。
如果把世界各国之间预期寿命的差距缩小，直接看做世界在变得更加平等；那就实际上假定了年轻人的死亡，比老年人的死亡更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