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胡雪岩作为一名“红顶商人”可谓是家喻户晓，似乎胡雪岩就是一名在商场和官场上都做到极致的、天花板级别的人物。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其实，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还有一位高人，他无论在财富上还是官职上，还是个人成就上，都要远超出胡雪岩，这个人就是“大清钱王”——王炽。
为什么说王炽远超胡雪岩呢？我们看看王炽的成就：
先说财富。十九世纪末，王炽被美国《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列为全球第四大富豪，而且是唯一一名上榜的中国人，这个榜单里，没有胡雪岩。在清朝末年，援越抗法战争中，王炽拿出6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在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为了从法国人手里买回滇越铁路的路权，王炽花巨资帮助清廷买回云南铁路支配权；王炽还花费多万两白银，帮助清政府兴办云南采矿业……一系列的大手笔，连李鸿章都称赞王炽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再说官职。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光绪帝逃亡陕西，战后为了表彰王炽对流亡陕西的清政府的资助，光绪帝下御诏赏王炽“三代一品封典”，也就是说，王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名一品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二品。
那么，这个王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何会取得比胡雪岩还要辉煌的成就呢？
王炽（~），字兴斋，男，汉族人。他出生于彝汉杂居的西南边陲小镇，幼年丧父，全家四兄弟都依靠母亲纺织为生，家境贫寒，被迫辍学。
年少懂事的王炽，不忍心在家里看着母亲过度的操劳，他为了填饱肚子，16岁开始就投身商界，刚开始，王炽做的事，是在那条名扬海内外、凶险异常的茶马古道上，靠吃力地驱赶着三匹瘦马，贩卖货物为生。在这条崎岖颠簸、狭窄陡峭的古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时常有劫匪和豺狼出没，这对少年王炽来说，确实是非常大的考验。
古语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王炽就是靠他的勤恳和聪慧，用这种最原始、最吃力的方法，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并逐步扩大自己的经营资本。渐渐地，王炽开始组建自己的马帮，在西南地区往返贩运土杂百货。由于王炽胆大机敏、为人仗义，在他20岁时，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滇南王四”（王炽在家中排行老四）。
然而，清同治元年（年）王炽失手误杀了表兄，后畏罪潜逃、亡命昆明，后又从军入川。颠沛流离一年多，王炽又重操旧业，在重庆合伙赶马贩货。
在一次贩货途中，王炽的马帮遭遇百余名劫匪，赶马的人大都吓得四散逃命，王炽却镇定自若，与匪首谈判。最终匪首对王炽的勇敢机智大为赞赏，不但放走了王炽，还归还了他一半的货物。这件事传开后，“滇南王四”名声更旺盛。
虽然很多史书上对这件事的真伪表示了怀疑，但在当时，王炽利用这件事，成功的对自己进行了炒作，极大的提升了社会知名度，王炽借此机会，在重庆开设了商号“天顺祥”，他把他在茶马古道上积累的财富投入进去，后来，又和别人合作，在昆明设立“同庆丰”商号，经营汇兑、存放款业务。
由于这些商号，具备原始的银行职能，在整个经济链条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又由于王炽颇有管理头脑，短短三年时间，“同庆丰”基本垄断了云南地区的公、私款的存、汇业务。
在清朝末年，商品经济才刚刚兴起，云南昆明又地处西南边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绝大多数云南人还处于温饱线以下，少数的云南富豪们也没有察觉到票号、钱庄的发展前景，而王炽，这个小时候连饭都吃不上的穷苦人，却敏锐地看到了票号里蕴藏的商机，成功的从一个贩卖货物的商贩，迅速转型进入金融领域。
这也为日后，王炽成为一代“大清钱王”，打下了基础。
几年后，“同庆丰”的发展非常迅速，这导致资金链面临随时断裂的危险，王炽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危机。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王炽决定自己开办钱庄，只要钱庄一开，何愁银子不来？
然而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的批文，还需要大笔的资金，更需要百姓对钱庄的信任。正当王炽为这些条件犯愁之际，一件事情的到来，让王炽感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
光绪六年（年），唐炯奉命督办川省盐务，急需十万两白银。由于朝廷无钱可拨，唐炯只好向商界筹集。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可以见效，且风险大、收益小、周期长，实在算不上一个好的投资项目，因此所有的富商都不敢贸然借款。
王炽却看到此事，能够在将来帮助自己解决开设钱庄的难题，于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动登门拜访唐炯，并许诺十天内筹集十万两白银。王炽依靠自己的信用，仅仅用了八天，就筹集到了足额银两。同时，王炽亲率一百多名挑夫，每挑装银千两，每挑都打着“天顺祥”字样的灯笼一个，浩浩荡荡，大张旗鼓在城里游街送货，这些行为轰动了全城，“天顺祥”一夜间名满全城，果然不仅帮助王炽实现了开设钱庄的梦想，还由此获得了川盐专运权，获得丰厚的回报。
这件事，让王炽身价百倍，不仅让他在生意场上名声日增，而且从此，让王炽与官府的关系日益密切，找到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后来，短短数年，王炽的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贵阳、广州、承德、北京等地都有设置，鼎盛时期，甚至在香港，越南海防也设有办事处。
率先创办跨省票号的王炽，自此成为名震全国的“钱王”，以资金雄厚、信用良好，被誉为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至光绪中后期，分号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的大中城市，在“同庆丰”发展之势如火如荼之际，他还在昆明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多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使得王炽的资金更加雄厚，与西帮三晋票号并驾齐驱而驰名于国内。
与胡雪岩大为不同的是，胡雪岩发迹后开始了奢靡的生活，而王炽始终保持勤俭持家的良好作风，他重德重义，以德经商，更是一名爱国忠君、充满热血的爱国商人，在清末乱世中，一次又一次伸出援手，毫不吝啬，试图挽救国家、挽救人民。
清光绪十六年（年），慈溪人马逃回北京，国库空虚，又逢晋、陕大旱，王炽捐银二万两救山西、陕西灾民，清政府赐予“乐善好施”匾。
清光绪十七年（年），王炽出资在云南省设置牛痘局，免费为民众接种疫苗，使很多婴儿免受疾病之苦。
清光绪十八年（年），出银两，建设“虹溪书院”，为培养人才、振兴地方教育文化，做出了贡献。云南经正书院，今云南大学都曾得到他的捐助。
清光绪十九年（年），王炽见大渡河因为水流湍急，经常翻船，捐款建设四川泸州铁索桥，供行人过江。
清光绪二十年（年），又出资建设另外三座铁索桥。
清光绪二十三年（年），出资建设昆明至西山碧汲关石板路。
为帮助清朝政府与洋人争夺铁路权、开矿权，多次垫付巨资......
（关于王炽的捐款，篇幅有限，不再累述）
湖南提督鲍超以“义重指国”的牌匾来褒奖他。
王炽自幼家境贫寒，少年丧父，凭借自己的努力荣登英国《泰晤士报》富豪榜，在那个清政府软弱无能、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十分给中国人长脸。更难能可贵的是，本来商人的天性就是逐利，时刻以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为本质，但王炽富甲天下，却仗义疏财，力所能及地办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将诚信和德行发挥到了极致，被世人口口相传。他是世人的楷模，值得我们去尊重！
